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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統文化元素與有文脈的漢語兒童文〖學創作 ——以近年來的圖畫書創作為中心

                來源:藝術△評論雜誌社(微信公眾號) |   2020年01月09日07:54

                [內容提要]近年來,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風俗(如傳統節日)等傳統文化元素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當代兒童文學特別是圖畫書※的創作實踐中,有力地提升了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感:一方面,“傳統文化”作為“素材”和“知識”參與創作;另一方面,部分作品真正將←傳統文化思想融入作品的深層內蘊中。對傳統文化元素的重視,特別是對承載著豐富文化信息的漢語言面的珍視,使得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有望更好地接通古典“文學”與古典“文化”之脈,創作出更多有文脈的漢語兒童文〖學作品。

                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在創作、出版、傳播、閱讀、對外交流等方面都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中還存在一定的●制約因素,其中,“文化”的缺失大約是最突出的因素之一,已經有研究者註意到這一問題。2012年,方衛平連續發表《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兒童文學作家的思想與文化視野建構——關於當下兒童文學創作的一種思考》兩篇長文,針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在前一篇文章中,方衛平敏銳地指出:“在寫作的技藝到達一定程度之後,文化層面的思考和突破將@成為兒童文學作品能否完成下一步藝術蛻變的決定性因素。而這正是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發展所面臨的重要瓶頸之一。在今天,缺乏文化,或者說,缺乏〒有穿透力的文化思考和有厚度的文化內容,已經成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一個致命癥結。”[1]讓人欣慰的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那我就坐那一桌吧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傳統文化”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在兒童文學領域亦是如此。傳統文化題材及相關元素,越來越受到兒童文學創作者的重視,這◤也成為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現場所呈現出的嶄新ξ 氣象。

                在直面兒童文學領域的這一現象之前,或許我們需要稍微回顧 20世紀 80年代那一場重要的文學思潮。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學》雜誌■社與杭州《西湖》雜誌社共同舉有些債辦的座談會上,許多青年作家和評論家就當時出現的創作現象提出了“文化尋根”的問題。1985年夏,作家阿城發表《文化制約著人類》,指出中國文學與世界他國優秀文學相比,在文化開掘方面尚有缺失,同年,作家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中指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於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之中。”這些討論構成了“尋根文學”思潮的重要聲音。文ω學史家陳思和當時即註意到這一重要的文學文化◇現象,他運用“整體觀”的方法對“傳統文化”在中國新文學發展歷程中的處境進行了有力的論述:“從五四到新時期,中國新文學對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經歷了片面否定、片面肯定、重新評價這樣三個階段,它既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對文化和文學的一種制約,又是新文學與傳統文化關系的一個辨證發展”[2];陳思和還①指出,在接受了隨20世紀科學↘發展而形成的“世界現代意識”的基礎上,“新時期文學對民族文化獲得了全新的認識與理解,並且自覺地把它轉化為□ 美學形態,容納到文學創作的基本審美特征之中。在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中,我們相繼看到了廢名、沈從文等人的作品突然被人們的現代審美觀念所 ‘照亮’而再度 ‘發現 ’,看到第一個想法就是以為要收服他們兩個了汪曾祺、鄧友梅、林斤瀾、吳若增等相繼寫出了為人稱道的充》》滿民族文化意識的小說……” [3]遺憾的是,這股強勁的風並沒有給當時的兒童文︽學帶來太大的影響,或者說,在兒童文學創作中沒有→出現如此自覺的“文化尋根”意識。新世紀以來,“傳統文化”在中Ψ 國兒童文學創作中的熱潮也許可以算是對“尋根文學”的一個遙遠的回應。

                值得註意的是,“傳統文化”對現有金牌就使勁砸艾紅包和禮物也來吧代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參與並非始於近年。一般印象中,20世紀早期,兒童文學創作者對“傳統”的態度是完全摒棄的。但實際並非如此。在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發生初期,對古典文學的改譯是不可忽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1933年10月,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小學生文庫》就包含呂】伯攸編著的《中國童話》(1—4冊)。這套書中,他從傳統文學中取材,挑選適合兒童閱讀的篇目,用白話來翻譯、重寫,絕大部分作品語言清新簡潔、樸素生動,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在可讀性與藝術性之間取得了平衡。如《聊齋誌異》之《種梨》,大致情節是老道士向賣梨者討梨,遭到拒絕╱斥責,好心人就替老道士買了一個梨,老道人吃了梨肉,把梨核種下『『,瞬間長出了梨樹,結出了累累的∞果實。在蒲松齡筆下,人物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是文言,語調鏗鏘有力,節奏鮮明,雋永有味,但是對於缺乏文言修傳聞他在一萬四千年前就已經踏入仙君之境養的兒童,是頗為費解的。在呂伯攸筆下,故事活泛了許多,他有意使用對比、重復、排比等多種修辭,契合於兒童的閱讀心∑ 理,在用字方面更是ζ 頗為斟酌。例如,“竟連那賣梨兒的鄉下人,也踅了過來,悄悄地雜在人叢中,偷看那老道人的把戲███”[4]。一句保留了原文“鄉人亦雜立眾中”[5]的“雜”,原文用作副詞以修飾“立”,而呂伯攸將其作為動詞使用。“雜”含有“不正”的意味,這個鄉人只顧自己賣梨謀利,對於老者毫無憐憫之心,正是老者揶揄、作者『嘲諷的“不正”者,該字既寫出了他在人群中實際所處的狀態,也寫出了人性的某種抽象狀態。“踅”是呂伯攸新加的字,本義是“來回走,中途折回”,這裏既寫出了這個鄉▼下人的動作,又寫出○了他的心理:原來看不起討梨的長者,要把他趕走,讓他離自己遠點,現在自己反而湊過來看他的把戲;此外,“叢 ”也頓時苦笑是呂伯攸新加的,原文 “眾”表示 “人群”,而呂伯攸沒有用 “人群” “眾人 ”,而是使用了 “人叢”一詞,“叢 ”字意為“生長在一起的草木”,用在這裏,非常形象地寫出了人人都挺立著,精神抖擻、“引領註目”的神態。從《聊齋誌異 ·種梨》改譯而ㄨ來的《梨道人》顯然是一篇優秀的敘事類兒童文學作品。又如,新詩倡導者之一劉大白所︽作《兩個老鼠擡了一個夢》被認為“以豐富的想象,用兒童的口吻表達了兒童的思維,這是五四時期最具有∮藝術性的一首童詩” [6],“它的問世標誌著我們兒童詩開始走向成熟” [7]。實際上,這首詩的靈感來自作者兒時記憶中一句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諺語。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兒童文︽學創作,對傳統文化的自然汲取與作者個體本身的文學、文化積澱密切相〓關,其動力更多地來源於創作者內部的文化本能。而近年來,傳統文化因素受到創作者的重視,一方面與整體時代氛圍對傳統文化的呼◣喚有關,另一方面與當下的語文教育改革有關,這也與“國語運動”形成了遙遠的呼¤應。兒童文學再次成為語文教育重要的課程資源。在“統編本”《語文》教材中新增加的篇目中,“傳統文化”題材的課文及 “兒童文學”課文占了很大比重,這就將二者聯系在一起了。

                “傳統文化”是一個極為豐富、駁雜的概念。對近年來的兒童文︽學創作影響最大的傳統文化主要集中在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間風俗(特別是傳統節ぷ日)、古典文學◣等方面。那麽,這些傳統文化因素是如何參與兒童文學創作實踐的?在作品中有哪些具體的體現呢?

                首先,民間╳文學資源(如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等)作為兒童文學的“改編”素材受到格外的青睞,尤其體現在圖畫書(也稱繪本)創作領域。早期主要創作成人繪本的熊亮近十年來致力於兒童繪都怪我艾不然本的創作,用心於傳統題材的改編,完成了《年》《二十四╲節氣》《京劇貓》《南瓜和尚南瓜廟》《小石獅》《梅雨怪》等代表性作品。2015年,作家向華與中央美術學院繪本工作室的學生在查∩閱、梳理大量民間文①學的資料後,共同創作完成了中國民間童話系列(如《長發妹》《小狐貍》《火童》《魚姑娘》《十二王妃》)繪本,這是對中國民間童話較為集中的“圖像化”表達;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的中國原創繪本精品系列(如《曬龍對袍的六月六》《百鳥羽衣》《穿墻術》),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策劃、馮健男創作的“中國故事繪”系列(如《神農鞭藥》),清華大學出版社策劃的“中國名家經典⌒ 原創圖畫書”系列(如江健文繪、陳夢№敏文的《和合二仙》),也是這類成果。另有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保冬妮京味兒繪★本”系列,如《牡丹小仙人》(The Little Peony Fairies)、《咕嚕咕嚕,涮鍋子》(The Bubbling Hotpot Restaurant)等,將民間傳說融入當代生活故事的講述,別具風格。

                除了民間故事,民間歌謠、童謠也受到創作者們的重視,蔡臯的《月亮粑粑》和《月亮走,我也走》的文字部分以長沙童謠為基礎進行了新的整理編選,寄托了作者對長沙方言及其承載的地方文化的珍卐視[8]。在童謠改編的圖畫書方面,周翔根據北方童謠創作的《一園青菜成了精》尤其值▽得重視,文字※部分朗朗上口:“出了城門往正東,一園青菜綠蔥蔥,最近幾天沒人問,他們個個成了精。綠頭蘿蔔稱大隨后點了點頭王,紅頭蘿蔔當娘娘。隔壁蓮藕急了眼,一封戰書打進園。豆芽菜跪倒來報信,胡蘿〗蔔掛帥去出征……”句式整齊勻稱、富有韻律和生活↑氣息,又形成了鮮明的色彩感、畫面感,真正抓住了“物”的特征,讀來趣味盎然。

                在近∑年來的圖畫書創作中,中國傳統藝術特別是民間藝術的運用引人註目。

                盡管在大多情況下,與剪紙、刺繡、京劇、元宵燈等有關的元素被嵌入作品細節之中,有時略顯牽強生硬,但也出現了一些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達成契卐合的精品。從遠古先民時期發展而來的傳統節日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悠遠的古典智慧、民△族記憶和情感積澱。連環畫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中國傳統節日」故事》系列(《春節的故事》《小年的故事》《元宵節的故事》《二月二那三枚金針直接射到的故事》《端午節的故事》《七夕的故事》《中秋節的故事》《臘八節的故事》)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中國記憶·傳統節日》系列都取得了這方面較成●規模的成績。在這些傳◤統節日中,最受全世界華人重視的“春節”也成為圖畫書創作者們用力的重點,由此收獲了若幹煥發濃濃“年味兒 ”的繪本如《團圓》(余麗瓊/文,朱成梁/圖)、《過新年》(徐魯/文,周東、徐波/圖)、《竈王爺》(熊亮圖/文)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與傳統節日有一定關聯、又自成一體的富有中國特色的“二十四╲節氣”作為古老中國農耕文明的智慧成果在今天的農業生產中仍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凝聚著自然之美與人文氣息的節氣繪本(如《二十四╲節氣旅行繪本》《這⊙就是二十四節氣》)也值得關註。

                優秀的文人創作特別是古典文學(如經典詩詞及《聊齋誌異》《西遊記》等富有幻想色彩々的作品)也□受到重視。早在 1993年,蔡臯創作的《荒園狐精》就曾獲第 14屆布拉迪斯拉發國際兒童圖書展 “金蘋果獎”,該作品是對《聊齋誌異》中狐貍故事的改編。在繪畫中,蔡臯對主人公寶兒眼睛的顏色做了特別處理,在她的筆下,寶兒的眼睛會變顏色,一會兒是藍的,一會兒是黑的,這是對故事◥情節的創造性表達。而最近幾年,現代文學中一些與傳統文化相關的①①經典作品(如魯迅《社戲》、老舍《北京的春節》、汪曾祺《求雨》)也被作為重要的繪本文字資源。

                在當代兒童文學,特別是圖畫☆書這一文類中,多數情況下,傳統文化是作為文化“知識”或“材料”被運用於創作中的,只有少數創作者真正實現了基於文化視野上的再創如今就在東嵐星造。正如方衛平所指出的:“真正見出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底蘊的,不是客觀的文化知識,而是建基於知識之上的文化視野和情懷。”[9]那麽,如何讓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思想”更加“內在”於◥創作實踐?如何讓故事的講述與民間傳統藝術的形式更好地◣融合?這都是值得考慮的。

                中國首位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與華人插畫家郁蓉合作完成的繪本《煙》特別值得關但那仙器註。剪紙藝術的運用是這部繪本在形式方面最突出的特色。其實早在2008年,熊亮就曾將“剪紙”的技法融入於繪本《紙馬》的設計中。但是,《煙》中剪紙藝術的運用並非局部的、裝飾性的,而是真正與文字部分的故事講述≡形成了合奏。故事的鄉村↓背景、人物塑造、環境設計,情節發展中的“東”與“西”、“胖”與“瘦”、“黑煙”與“白煙”、對立與和解等充分體現了傳統文化中矛盾雙方對立轉化的思想。這些設置與剪紙中↘↘“光”與“影”、“虛”與“實”的原理彼此呼應,是一部具有思想文化底蘊、圖文合奏的優質圖畫書。

                天天出版社策劃出版的“童年中國”原創圖畫書系列之一、龔燕翎創作的《天衣無縫針》亦值〖得關註。作品文字部分塑造了“我”——一個尋找逝去的外婆的小女孩形象。故事內容情節設計與》圖畫書材質(宣紙)、形式(刺繡、水墨畫)的運用相得益彰。“我”相信外婆『是一個仙女,她有一根叫“天衣無縫針”的“魔法繡花針”。外婆在“我”的紅裙子上先後繡下了“一千層花瓣的花朵 ”“長著黑色豆眼的蝴蝶寶寶”“踮著腳跳舞的小小鳥”“白雲朵 ”,但是它們全都離開了,最後,連外婆也隨著白雲離開了。至此,我們會理解這個故事◢內在的沈重主題:“離別”。每一次離開⌒ ⌒ ,總是在紅裙子上留下一個“洞”,而仙女外婆總是會用天衣無縫針繡上新的東西來彌補這個“洞”,可是,當外婆與白雲一起離開,再也沒有人來為“我”修補紅裙子上的“洞”了,再也沒有人來使用天衣無縫針了。作者將“離別” “失去”這樣抽象的大主題具象化為心愛之物“紅裙子”上的“破洞”,“裙子上的洞”與“情感上的洞”形成互文,巧妙地利用了漢字多義性的特點,想象大膽奇特又合情合☆理。在後面的故事中,“我”並非一味沈浸於失去外婆的傷痛情緒中,正是在追尋外婆的路上,看見了像“銀色的針”一般的 “月亮的光”。由此,故事由ξ童話常用的“幻想敘事”進入“夢境敘事”,亦夢亦醒間▼▼,“我”依次遇見了小老鼠、大貓、小兔子,讓“我”驚訝的是,小兔子也在尋找她的仙女外婆,她身著的紅裙和“我”的一樣——也破了一個洞。於是,“我”和小兔子結伴銀角電鯊又從旁邊饒了過去同行。行前,“我”提議:“讓我先為你的裙子繡上一朵小白雲。”當“我”用“繡”的形式為小兔子修補紅裙子上的破洞,也是修補外婆的逝去給自己心靈留下的破洞,通過“繡”這一實際的活動,“我”建立了與外婆的精神聯♂系,這正是最好意義上的文化傳承 [10]。作者將深沈的情感融〗化在一字一句、一針一線裏,含蓄的情感與傳統文化的形式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傳統文化元素的參與使得圖畫書的“文化感”仿佛陡然提升起來。但是,另一方面,已經有研究者敏銳地指出,中國原創繪本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文學性”。“繪本”作為兒童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也是大文學的組成部分,文學性的缺失從根本上制約了繪本藝術含金♂量的提升。那麽,如何在運用傳統文化的同時著意提升作品的文學感?這不單單是兒童繪本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整個兒童文學需要面對的『問題。

                在這方面,有一個較為根本的問題是需要特別提及的,那就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古代漢語”,重視當代兒童文學創作語言對古代漢語文學語言資源的汲取,也許更能內在地實現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轉化。多年前,曹文軒就曾指出:“當代作家不修舊學,不習古代漢語,在語言上所顯示出來的一大弱點便是語言質地太差當代作家自在許多〓方面勝現代作家一籌,而又在ぷ許多方面短現代作家一截。而最大的差距恰恰就在語言上。古代漢語的凝重、端莊、雅致、斯文氣,已深入魯迅等人的骨髓。盡管他們沒有再去知乎也哉地機械地沿用先人的文言,但古代漢語所養育起來的一種氣質,卻浸潤到文字中間去了。”[11]身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批評、創作場域中的曹文軒,顯然並非僅僅從 “兒童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論述語言】問題,他的觀點與詩人鄭敏、學者評論家王一川、郜元寶、張新穎等從詩歌創作實踐、美學、語言哲學、文學審美解讀等角「度進行的語言研究相呼應,共同參與著當代文學語言更新的理論建設。也許正是因為具備這樣的視野,曹文軒的創作從不俯就兒童,而是致力於通過文學語言“長養”兒童的精神氣你象,對於語言的價值,他有著深刻的理解:“語言最小的意義,大概可見一個人的氣質,而最大的意義則可見一個民族的氣質。古代漢←語曾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氣質形成中起到過看不見但卻極深刻的作用。”曹文軒在創作中十分註重從◤古代漢語文學中汲取營養,他的兒童文學作品的語言煥發著古典氣息,許多詞語看似尋常,其實多是從古藍家藍玉柳拜見前輩典文學中“化”出來的。例如《草房子》第八章寫杜小康和父親一起離開故鄉去遠方的蘆葦蕩放鴨,文中隨處可見的“異鄉”“浮雲”等詞匯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王維的“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李白的“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等經典詩句。又如,《煙》這部圖畫書故事非常簡單,主要╲講述鄉間兩戶人家從彼此敵對到化敵為友的過程,讓我們意識到在人與人的相處中要學會多多發現對方的“美”,但是文中完全沒有說教的成分,而是通過描繪兩戶人家屋頂的炊煙——“白煙”和“黑煙”的飛舞、纏繞、聚合,寫出了天真無邪、觸動人心的童真童趣,讓讀者在詩情畫意的熏陶中獲得生命智慧的啟示。而“詩情畫意”的“源泉”正在於作者選擇了“煙”——做飯時從屋頂煙囪裏冒〒出來的“煙”——也即是“炊煙”這樣一個意象,配之以水︻鄉背景,深深地喚起了人們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陶淵明《歸園田居》)、“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邵雍《山村詠懷》)、“雨後千山凈,炊煙處處新”(王冕《雨後》)等詩詞的悠遠聯想。

                此外,不妨□ 將翻譯的外國作品也納入視野,作為可資借鑒的例子。韓國作家洪淳美創作的《時間的禮物》用極其簡卐潔、樸素而華美、富有概括力與想象力的文字講述了一個暖意融融、簡單而深刻的故事。作者將一天的時間分為五個部分,並將這弱水五個抽象的時間概念具象化為白、藍、黃、紅、黑五個兔寶寶。前面四個兔寶寶分別得到了時間老人的禮物:薄霧、清風、陽光、晚霞,但是深夜卻沒有得到禮物,也許是時間老人忘記了。於是,其他兔寶寶紛紛把自己的禮物分享給深夜,深夜由此※擺脫了孤獨,同時,它●也贈出了自己所能給予的禮物:婆娑可愛的影子。在故事的最後,兔寶寶們甜甜地睡著了,“做著幸福的夢”。談鳳霞在評論文章《時光流轉的美妙與溫★愛》中對這部繪本的藝術性給予了細致的論析,她讀出了潛藏在文本中的“宇宙”的“大智慧”:“宇宙也是有其大智慧的。作者在故事的第一頁和最後一頁都呈現光明與黑暗的孕育,前者作為故事的開端表¤現得更為簡潔,而後者作為故事的結束——其實也是‘延續’,則完整地畫出了黑白兩只大兔子身體臥成的圓圈,一如∏東方傳統文化中的‘陰陽魚太極圖’。……東方文化中的生命相互交合與轉換的哲思被作者巧妙地含蘊其中了。”[12]我們會〓發現,文化,在這部繪本裏融化為“智慧”,上升為一種世界觀,在這個世界裏,萬物有“靈”,萬物有“聲”,且萬物有“情”,體現了非常完整的童話思維。

                在《煙》及《時間的禮物》這樣文學味濃郁、詩意感充沛的圖畫書中Ψ Ψ ,“傳統文化”因素內在地參與了它們的故事講述和圖像表♀達。可以說,這些作品真正接通了本國傳統文化的脈絡,是有“文學”與“文化”之脈的兒童文學。

                近來,陳思和在回答有關兒童文學創作的提問時談到:“通過記憶把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復活起來,通過創作活動把它轉化為文學形象,那是兒童文學中最上乘的意象。”[13]通過“回憶 ”來實現作者“自身的童年生命因素”的“復活”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指再▓現作家個體的童年記憶,另一種是指要復活作家個體兒童時代的心理、思維與生命狀態(包括觀察世界的目光與方式)。這也許是我們↓常說的“童心狀態”的別樣表達,這兩者其實都包含了共同的關懷,即兒童文學創作者要樹立文學創作者的主體意識,不是僅僅從外部觀察兒童、俯就兒童,而是要善於發現自身的“童年(兒童) ”因素,來打量世界,並把這些轉化為文學形象。這讓我們想起周作人在談及安徒生童話時一再提到的“小兒之目”與“詩人之筆”[14]的具體表達,我們會〓發現,這一表達一方面重在對兒童思維的≡≡尊重與理解,另一方面重在對創作主體(作為詩人、文學家的成人)身那巨大份的理解與尊重,正如杜傳坤所指出的:“兒童文學需要在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平衡一種關系,需要在二者之間建立真正的對話關系。”[15]在筆者看來,優秀的兒ζ 童文學應具備兩個要素—— “兒童性”與“文學性”,也可以說優秀的兒童文學應具備兩個焦點 ——“兒童”與“文學”,在兒童文學創作主體富有個人風㊣格的創作活動中,這兩個要素得以對話、融合,由此才能創【造出上乘的兒童文學。

                總之,傳統文化為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資源,但是如果運用不當,無論對於文化的傳承還是對於兒童文學自身的發展都可能是不利的。因此,筆者以為,一方面,創作者要有運用傳統文化的自覺,另一方面要保持警惕和敬畏之心,避免濫用】和誤用。這就要求創作者花時間、沈下心來真正親近傳統文化、文學本身,接受其熏陶,感悟其氣息◇◇◇,從而獲得靈感№的激蕩,同時既要走出“教育工具論”的誤區,又要對“五四”以來的兒童觀進行合理的辨析,真正樹立合乎時代發展的兒童觀與兒童文而就在這時候學觀。只有這樣,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才能借助 “兒童文學”這一文類獲得嶄新的生命,中國的兒童文學也會因“傳統文化”的融入而成為“有根”的兒童文學,才能創造出更多的有“文脈”的漢語兒╳童文學。這樣的理想的兒童文學作品將是對讀者的雙重饋贈。我們呼喚更多的“有文脈的漢語兒童文〖學”。

                註釋:

                [1][9]方衛平.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當代兒童文學的文化問題//方衛平.童年寫作的重量[M].合肥: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2015:4,4.

                [2][3]陳思和.中國新文學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演變//陳思和.新文學整體觀[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170, 167.

                [4]呂伯攸.梨道人.中國童話[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31—32.

                [5]蒲松齡.種梨.蒲松齡.聊齋誌異[M].北京:中華書局,2012:10—11.

                [6]謝毓潔.近代兒童文藝研究[M].西安:未來出版社,2017:199.

                [7]蔣風.中國兒童文∩學史論[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2:165.

                [8]蔡臯奶奶♂撈出童謠裏的月亮[N].北京日報,2016-9-5.

                [10]在一次訪談中,作者龔燕翎談到,《天衣無縫針》的創作是為了紀念逝去二十多年的外婆。在創作過程中,她像當年的外婆一樣拿起了繡花針親自繡出許多紋樣。

                [11]曹文軒.重說文白之爭//曹文軒.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380—381.

                [12]談鳳霞.時光流轉的美妙與溫★愛,參見洪淳美.時間的禮物[M].北京:接力出版社, 2016.

                [13]澎湃新聞.陳思和:“兒童文學⊙的創作,只能無限接近兒童” [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4744292124100211&wfr=spider&for=pc.

                [14]周作人.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劉緒源輯.周作人論兒童文學[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35.

                [15]杜傳坤.轉變立場還是思維方式?——再論兒童文學中的月兒搖了搖頭 “兒童本位論”[J].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 (1).

                王利娟: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